本期为大家分享的是《峰会:影响20世纪的六场元首会谈》。本书作者是英国国家学术院院士,剑桥大学国际关系史教授戴维·雷诺兹。11月30日至12月1日,二十国集团(G20)领导人第十三次峰会将在阿根廷首都布宜诺斯艾利斯举行。说起“峰会”,其实它的背后还牵扯出了许多历史脉络、政治根源和经济博弈,值得我们更进一步去了解。

  • 21世纪的峰会在公众心中将不会像上一个世纪的峰会那样引人注目。1961年维也纳会议和1978年戴维营峰会通过大众传媒变成了家喻户晓的新闻。换句话说,这个世界上的普通人也能了解会议的信息,不过只能通过一些特定的渠道。在苏联,这样的渠道几乎全部由国家控制,但是即使是在“自由世界”,政府也对新闻有着强有力的管控。例如,1978年,卡特的新闻秘书乔迪·鲍威尔就知道,如果他可以向三大电视新闻网、通讯社和主要的报纸编造一个故事,那么他就可以塑造全世界对戴维营峰会的认知印象。
  • 从张伯伦和希特勒到里根和戈尔巴乔夫,半个世纪以来的实践已经证明,我所说的典型峰会外交所需要的条件也在弱化。峰会上两三位政治领导人的谈判对全世界不再有那么大的重要性和特殊意义了。但这不能说明峰会外交已经过时。正相反,随着峰会外交制度化的发展,峰会如今几乎成了家常便饭,各集团内的各国领导人在庞大官僚机构的支持下定期会晤。虽然这可以追溯到20世纪70年代,但是在最近20年才逐渐成熟。在冷战之后的世界中,很多最为迫切的贸易、安全和环境问题需要通过多边而不是双边会晤解决。
  • 德斯坦的欧洲理事会被证明是一个有着重要意义的创新之举,把共同体的一些权力从欧洲委员会官僚手里夺了过来,交到了定期召开峰会的各国领导人手中。但是法国总统也有担忧,因为西方各国在20世纪70年代中期的经济危机面前没能团结合作。1975年年初,他提出召集西方主要国家的领导人共同召开峰会来解决某些紧迫的经济问题。施密特表示同意:“我们需要的是在世界上有分量的人物私下里进行的非正式会晤。”政府首脑们可以站在整体的角度考虑经济问题,而不是按照各部门的责任片面地认识问题,他们在国内的政治权力会有助于推动会议决议的实施和通过。和其他相似处境的国家共同分担最高权力机构的负担,也有助于防止一家独大,培养分担责任的观念。
  • 成功的谈判也和策略手段大有关系。意外有时也是强有力的武器。在贝希特斯加登会议上,希特勒富有戏剧性的夸张咆哮让张伯伦坐立不安,迫使他在割让苏台德地区的原则问题上不断让步。一位领导人需要在阐明自己的目标和不过早地亮明自己的底线之间找到平衡。斯大林尤其精于此道(和罗斯福以及丘吉尔不同),他说话不多,却听得很仔细。同样重要的还有,要把退让妥协留在最合适的时机以获得更为重要的回报。张伯伦、萨达特和布莱尔三个人全都过早而且毫无保留地把手中最好的牌打了出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