本文由智堡(公众号:zhi666bao)供稿,作者:张一苇。双十一期间本文限时免费试读,活动结束后将恢复会员阅读。

编者按:近日,默克尔宣布将不再寻求连任。我们行文回顾了默克尔的生平。此外,我们将在本周行文回顾默克尔时期的经济成就,敬请期待。

“在本轮任期结束后,我将不再寻求担任任何政治职务。”

2018年10月29日召开的发布会上,安吉拉·默克尔板着她标志性的扑克脸,平静地预言了自己政治生涯的终点所在。今年2月艰难组阁之后,这位德国总理最后的四年任期,将持续到2021年为止。

默克尔同时还表示,2018年12月的德国基民盟 (CDU) 全国大会上,自己将不再竞选连任党内主席一职;而以CDU为首的德国执政联盟,刚在黑森州的地方选举中再次遭遇严重失利。在国内外很多评论家看来,默克尔此举的政治意图是为了平息党内的不满,赢回选民对CDU的支持;但这丝毫不能掩盖公众舆论对默克尔“倒计时”的始料未及。

2000年当选CDU主席,2005年首任德国总理,到2021年将执掌德国政坛十六载,作为在位时间最长的德国领导人,默克尔一路走来留下了太多“遗产”,后人恐难望其项背。

这位成长于社会主义统治下的奇女子见证了柏林墙的倒塌与德国的统一,并引领德国回归欧洲大陆的核心地位;而在她转身后留下的长影,将定义未来百年的欧洲格局。

Angela Merkel, 2009

C-Print, framed

Photo: The artist and KÖNIG GALERIE, Berlin/London

前言

“比起德国的日益强大,我更害怕德国的无所作为。”

——前任波兰外长Radek Sikorski于柏林的演讲,2011年11月28日

”那么多事我们都办到了——这件事我们一样可以办到。“

Wir haben so vieles geschafft – wir schaffen das.

——德国总理安吉拉·默克尔造访德累斯顿难民营后于发布会上的讲话,2015年8月31日

一边是特朗普的孤立民族主义论调,另一边是普京的专制民粹主义做法,很多人会将安吉拉·默克尔视作民主世界的最后一位真正领袖,其实并不奇怪。法国总统马克龙同样是一位强调多边主义的泛欧中间派,但在去年5月大选中胜出后,这位年轻总统做的第一件事,就是打电话给默克尔;他的第一次国事访问目的地也选在柏林,如同觐见欧洲的无冕之王。

在社交网络信息爆炸的21世纪,连续十六年出任国家领导人是难以想象的,而默克尔却做到了。她不仅“熬”过了受任期限制的两位美国总统小布什和奥巴马,其他大国的领导人更是如走马灯一般更替:英国从布莱尔到卡梅隆再到梅姨,法国从萨科齐到奥朗德再到马克龙。只有她的宿敌普京,始终盘踞在欧洲的东方“不离不弃”。

然而这么多年过去了,默克尔在太多人眼中仍然是一个难以捉摸的谜团。德国《明镜周刊》甚至曾将她形容为“斯芬克斯”——希腊神话中对猜不透谜底的人类降以神罚的狮身人面怪物。

默克尔政治生涯的每一块“拼图”,总有些自相矛盾之处:作为一位中间偏右立场的政治家,她却敞开德国边境接纳120万中东难民;作为“自由世界的新领袖”,她的姓氏在德语新造词中却被赋予了“不作为” (merkeln) 的涵义;被左派视为英雄的她,却坚决反对同性婚姻的合法化。

有人试图将这种“矛盾”归咎到作为女性的默克尔头上,但这丝毫没有妨碍她在处处透着重男轻女色彩的德国政坛中平步青云。常被用做媒体通道的德国总理府长廊墙上,挂着历任德国总理的官方肖像:康纳德·阿登纳,维利·勃兰特,赫尔穆特·施密特,赫尔穆特·科尔等等,清一色都是男性。作为入主总理府的第一位女性,默克尔的肖像也将于2021年加入他们的行列。

自1991年就开始跟拍默克尔的摄影师Herlinde Koelbl,是这样描述自己镜头下的总理的:

“刚步入政坛时的她非常腼腆,但即便如此,你仍可以感受到她身上蕴藏的力量。一部分原因可能在于她身上没有虚荣。虚荣会削弱一个人。我拍过的那些男人个个贪荣慕利;而唯独她不是。”

默克尔曾告诉Koelbl,“在霸道的男人们面前,我感到一种发自身心的厌恶,只想坐得远远的。”然而当选德国总理后不久的2007年,在黑海别墅会晤普京时,默克尔就向全世界展示了她内敛的刚毅

身为前克格勃的普京在知晓默克尔怕狗(曾在童年时被狗咬过)的前提下,放出他的黑色拉布拉多犬Koni在两人会面的房间里来回游走。普京一脸得意地观察默克尔的反应,而默克尔不为所动,继续谈笑风生。

Photo: Sergei Chirikov / EPA / REX / Shutterstock

事后默克尔的助理对俄方大发雷霆,而默克尔本人却一笑置之。“我清楚他为什么要这么做:他想证明自己是个男人;然而内心深处他却惧怕自己的弱点。”这是往往被普京、特朗普和其他大男子做派的政治家所忽视的一点:安吉拉·默克尔也许怕狗,但她从未怕过男人。

铁幕夹缝中的成长

要理解默克尔是如何在一个从未出过女性领导人的国家成为第一位女总理的,得从一切的开端,当时仍属德意志民主共和国(东德)的东北部小镇滕普林谈起。

1954年,西德港口城市汉堡的一位新教路德宗牧师的家里,喜迎一个女孩儿的降生。而在安吉拉·卡斯纳 (Angela Kasner,默克尔的婚前姓氏) 出生后不到几周,她的父亲霍斯特·卡斯纳 (Horst Kasner) 就做出了一个非同寻常的决定——举家搬迁前往苏联控制下的东德。在当时,自愿选择留在东德的大多是共产主义信仰最为坚决的人;而卡斯纳的决定,则完全是出于另一种截然不同的强烈信仰。

辗转多地后,一家人最终于1957年落脚于滕普林;安吉拉在这里度过了她的童年。今天的滕普林到处都是统一后重建的18世纪风格石制建筑,但就像德国的大部分地方一样,这座小镇仍笼罩在历史的阴影之下。写着西里尔字母的锈路牌,和渗着武器测试残留毒素的土壤,时刻提醒着人们这附近曾经是前苏联的军事基地。在当时宗教被边缘化的社会主义统治下,作为牧师女儿的安吉拉,早早就学会了谨小慎微的道理。

1961年8月13日,东德当局在一夜之间筑起高墙,西柏林作为铁幕上的最后窗口就此关闭。东德人民,包括当时只有7岁的安吉拉、她的父母和两位弟妹,都沦为了国家的人质。默克尔后来这样回忆自己童年时代的转折点:“父母在我面前流露出全然的无助,我的母亲哭了一整天。我想让他们开心起来,但我办不到。

在18.9万斯塔西(Stasi, 东德国家安全部)告密者无孔不入的警察国家里,安吉拉选择投身书海。幸而有教会关系的庇护,她可以在家里阅读来自西方的书籍报刊,并通过屋顶的天线收看西德播发的电视节目。斯塔西就算对此心知肚明,也不能把他们怎么样——安吉拉居住的小区,属于新教教会出资建立的残障人士之家,并由安吉拉的父亲管理运营。当然,对政治的讨论仍然只限于一家人的餐桌上。

与此同时,安吉拉还在积极学习东德真正统治者的语言——俄语。当时在学校教授她俄语的老师Erika Benn眼中,安吉拉对知识的渴求是近乎忘我的:“她在公交车站等车的时候都在背诵俄语词汇。她从不出错,待人有所保留但勇于提出疑问。在她之后我再未有过如此天赋禀异的学生。”

15岁时,安吉拉赢得了当地俄语奥赛的冠军;不仅如此,在数学、物理等学科方面,安吉拉的成绩也出类拔萃。在校友的印象当中,她从来不与年轻人们结伴社交,学校组织出游时也总是在与老师讨论科学问题。

1971年奥数竞赛上的合影,圈出者为17岁的安吉拉·卡斯纳

Photo: AFP / Getty

像数百万东德人一样,安吉拉·卡斯纳为自己找到了一席之地,这使她不仅能够在共产主义的夹缝中生存,而且还从中受益。默克尔可能不喜欢被拿来与英国同行玛格丽特·撒切尔作比较,但两人的一个共同点,就是她们的科学素养。撒切尔在牛津大学学习过化学;默克尔曾在莱比锡大学学习物理学,并于东柏林的物理化学中央研究所获得量子化学领域的博士学位。

1977年,在对苏联进行学术访问期间,安吉拉·卡斯纳与同行的乌尔里希·默克尔 (Ulrich Merkel) 相识并结婚。虽然安吉拉最终于1982年与前夫离婚,并于1998年嫁给很少出席公众场合的物理学教授约阿希姆·绍尔 (Joachim Sauer),时至今日她仍然保留着默克尔这个姓氏。

在诞生过尼采、瓦格纳乃至歌德的莱比锡大学,她的博士生导师Reinhold Haberlandt回忆道:“(东德)政府的目标是令人民的意志屈服。包括安吉拉在内的所有科学家,都必须进修列宁主义课程。即便不乐意,我们也别无选择。”当被问及是否为默克尔最终投身政治而非科学感到遗憾时,他答道:“这世上优秀的科学家很多,但优秀的政治家太少见了。

东德来的“小女孩”

如果没有柏林墙的倒塌,安吉拉·默克尔无疑会就职于东德的某所国立大学,在学术研究中度过余生。事实上,在剧变发生前,她自己也是这么想的。1989年夏天,东德政权已显出崩溃的前兆。大批东德人借道匈牙利人民共和国形同虚设的边境,向西逃往奥地利。其他东德人则到东欧各国的西德大使馆寻求庇护。到1989年秋天,示威活动已经席卷东德全境。

今天的我们知道,很明显当时东德的整个社会主义体制正土崩瓦解,而这一趋势的直接结果,就是柏林墙的倒塌。1989年11月9日星期四这个历史转折点实际来临的时候,默克尔还如往日一样在研究所上班。当天晚上离开单位去桑拿房与同事汇合之前,她看到东德中央政治局委员Günter Schabowski在电视新闻发布会上宣布,所有东德人现在都有直接前往西方的权利。默克尔马上给她的母亲赫林德 (Herlinde Kasner) 打了电话。母亲说:“如果墙真的倒了,我们全家就一起去西柏林吃生蚝。”她的女儿答道:“那一天也许很快就会来了。”

东欧剧变这一年,默克尔35岁。见证了意识形态的分崩离析,目睹所谓的共产主义者一夜之间摒弃了所有的教条,一直以来深藏在默克尔心中的政治意识终于觉醒。2009年默克尔在传记采访中提到,“在那之后,我清楚地意识到了三件事:我想加入议会,我想让两德统一来得更快些,我想把德国建设成一个市场经济体。

凭借掌握的技术技能,默克尔成为刚成立的柏林新政党“民主觉醒” (Democratic Awakening, DA) 的技术负责人,随后又依靠其在研究所从事宣传工作的经历升任发言人。不久之后东德大党基民盟 (CDU) 与DA合并,而CDU的姊妹党派,正是西德“统一总理”赫尔穆特·科尔领导下的保守党。

1990年10月初两德正式宣告统一,新成立的德意志联邦共和国即将在两个月后迎来第一次全国大选,而科尔内阁急切需要一个来自东德的新面孔。作为极少数有能力且未受德共或斯塔西沾染的东德人,拥有宗教家庭背景的安吉拉·默克尔是完美的人选,况且她还是位女性。

科尔看到了默克尔身上的潜力。作为科尔的“小女孩” (Mädchen),默克尔在联邦内阁中迅速崛起,首先出任妇女和青年部长,随后任环境、自然保护和核安全部长。

1991年基民盟党代会上的默克尔和时任总理科尔;14年后,默克尔将首次当选总理

Photo: Spiegel

腼腆而认真的安吉拉·默克尔很容易被政敌所低估。目力所及的政客都是男性,她不止一次被排挤或贬低直至流下泪水,甚至在内阁会议上亦是如此。前德国大使沃尔夫冈·伊辛格曾提到,“下班喝了几杯酒之后,我常听到她在CDU的同僚互相调笑:‘谁会给她最后一击?’整个政坛当然只有一个‘她’。”

多年的严酷磨砺,让默克尔找到了属于自己的风格,而不再是那个充数的“姑娘” (Frau)。“你必须有做斗争的心理准备。我会先尝试友善待人... 但是一旦涉及关键问题,我就会像钢钉一样坚定。就像那些男人一样。”

当科尔卷入政治献金丑闻时,默克尔主持了针对自己恩师的“政变”。1999年12月22日,默克尔在国家大报《法兰克福汇报》上发表头版文章,宣布她自己和她所属的政党与作为前党魁的科尔彻底决裂。“我党必须学会自立,”她写道,“它必须有自信面对没有科尔的未来。”

这次大胆的冒险,宣告了科尔政治生命的终结,和默克尔政治生涯的新起点。

Kohl am Tor, 2014

C-Print, framed

Photo: The artist and KÖNIG GALERIE, Berlin/London

“默克尔主义”的施政理念

自2005年入主总理府以来,除了作为与访客合影的背景,默克尔很少用那张令人望而却步的黑色巨桌办公。她更倾向于坐在房间另一侧,采光更加充足、搭配乳白色沙发的会客桌前,与各国元首要人们随和地交谈,兴致盎然处还会起身来到落地窗前,为来宾指出远方依稀可见的柏林墙遗迹。

默克尔的办公室

Photo: The artist and KÖNIG GALERIE, Berlin/London

从一个角度来看,总理办公室设计上的这种强烈反差,也正是冷战结束后,德国历史角色转换的一个缩影。柏林墙的倒塌不仅是对德国,对整个欧洲来说同样具有非同小可的意义。不再是东西方敌对集团最前线的德国,发现自己身处和平稳定的欧洲大陆中央,周边环绕着友邦而非敌国。德国的人口从6300万增长到8000万,领土从24万8千平方公里(西德)增加到37万5千平方公里,国家主权也得到了全面恢复。

突然之间,欧洲需要面对一个领土更广袤、国力更强大的德国。德国终于实现了他们的主要外交政策目标——国家统一和主权完整,那么它会就此放弃二战结束以来的西方一体化 (Westintegration),回归俾斯麦时代遗留下来的跷跷板政策 (Schaukelstuhlpolitik,指利用东西方利益达到大国政治的动态制衡) 吗?

不,默克尔用实际行动告诉欧洲乃至整个西方,重生的德意志联邦共和国不会再走俾斯麦或者希特勒的老路。与国际关系学界的现实主义论调相反,默克尔内阁一而再、再而三地强调德国对欧洲一体化(尤其是单一货币联盟)的坚持投入,以及维持跨太平洋伙伴关系的重要性;甚至可以说,默克尔政策的主要目标之一,就是确保同盟关系的延续、消解邻国提出的种种担忧。对此德国学者Gunther Hellmann曾写道:“现代德国外交政策最突出的特点,就是持续不断地强调持续性 (continuity)。”

在2008-09全球金融海啸的催化下,欧洲主权债务危机爆发,默克尔旋即表示,德国将不惜一切代价维持欧元的稳定。为了阻止危机原爆点希腊陷入国家破产的危局,默克尔奔走于德国和欧盟层面的各个机构,说服德国央行购买希腊国债,敦促议会通过援助希腊法案,并促成全欧盟7500亿欧元救助机制的出台。为了削减财政赤字和公债规模,德国更是率先在国内实施“紧缩财政”,在履行《马斯特里赫特条约》规定的赤字及债务GDP占比标准上,为其他欧盟成员国起到了表率作用。

前任波兰外长Radek Sikorski曾不无感慨地表示,“比起德国的日益强大,我更害怕德国的无所作为。”默克尔领导下的德国,正担负起越来越多欧洲事务的责任;而她务实审慎的价值观,也在这一过程中影响着整个欧盟的未来。

对默克尔而言,自幼建立的路德宗信仰是“内在的指南针”,让她本能地用道德底线去思考问题,而不是被意识形态无端束缚:举债无度的宽松财政是不道德的,对有需要的群体则应尽力施以援手。东德时期告密盛行的社会生活,以及科尔时代重男轻女的党内风气, 则让她比任何人都了解小心驶得万年船的重要性。

在国家治理上,默克尔更擅于像救火队员一样处理突发事件,而不是高谈阔论程序化的长远蓝图。默克尔在CDU的同僚、现任卫生部长Jens Spahn(曾任副财长)这样形容自己的领袖:

“她工作的时候就像一个科学家:她大量阅读,全面评估事实,从不带有先入为主的偏见。(默克尔)总理只在有信心控制局面的前提下才会去冒风险。”

她习惯频繁通过短信与助理、官员和议员们交换意见,掌握事态发展和公众情绪。在竞选集会上,默克尔往往会向选民展现自己的品格,而不是向他们推销繁冗的政策提议。她对德国人民的承诺始终不渝:不论发生什么样的事,我都会冷静、理性地处理妥当。

“以不变应万变”的个人特质,加上不走极端的中间路线政策立场,正是作为政坛常青树的默克尔赖以生存的“主义”。一次次把票投给默克尔的支持者,远远超出以中年以上保守倾向为特征的CDU选民范畴。泛绿阵营的较年轻选民喜欢她的自由主义移民政策,社民党 (SPD) 选民喜欢她对最低工资要求的支持,自民党 (FDP) 选民喜欢她对经济社会稳定的强调。放眼整个欧洲,德国本就是选民政见最为中立的国家,而默克尔正是这一事实的写照。

以左右政治光谱衡量的欧洲选民立场;德国不仅两翼极端人群占比最少,中间人群占比更是高达80%

Photo: Bertelsmann Stiftung, Sep. 6th 2017

难民问题:回归本我还是功亏一篑?

然而在2015年的夏天,总理默克尔的公众形象和政治遗产又一次发生了急剧转变。当年8月,德国总理府宣布打开边境,允许滞留在东欧和巴尔干国家境内的叙利亚及其他中东难民进入德国避难。

几乎是在一夜之间,全欧州超过120万“不受欢迎的人”涌入德国;在毫无事先准备的情况下,上千名德国人自发到各大城市的火车站迎接这些因战乱流离失所的难民,并将他们安顿在提供基本生活保障的难民营里。造访设在德国城市德累斯顿的难民安置点之后,面对演讲台下保守派的抗议和质疑,默克尔留下名言:“那么多事我们都办到了——这件事我们一样可以办到。”

默克尔的“门户开放”政策震惊了全世界。有人觉得默克尔疯了;更多的人觉得默克尔是被感情左右了理智。至今仍有很多人想不明白:德国怎么就成了全世界的道德中心?

2015年7月16日,在一场中学生团体与默克尔对谈的电视节目中,一位来自巴勒斯坦的女孩儿举手发言,用完美的德语说:“和其他所有人一样,我也有梦想,我想去上大学。但看到别人享受生活是一件非常痛苦的事,我也难以享受现在所拥有的生活,因为我不知道自己以后能否留在这里,也不知道自己的未来将会怎样。”

面对女孩儿最朴素的感情流露,默克尔明显有些着慌,转而仰赖政治话术,“我理解你说的话,但政治有时并不遂人愿... 黎巴嫩的巴勒斯坦难民营里还有成千上万的人,但我们不能说‘你们全都来吧’,德国也没办法承载那么多...”话音未落,女孩儿已经潸然泪下。总理没再说下去,而是穿过舞台弯下腰安抚她,”你已经做得很好了“。

在那一刻,世界上最强大的女人看起来并不强大;她看起来像哭泣的难民女孩儿一样难过。

Source: NDR

回首去分析总理做出的惊人决定,背后可以有很多动机:对左派公众舆论的安抚也好,改善严重老龄化的德国人口结构也好,但最大的原动力,应该是默克尔在柏林墙后成长的东德记忆。当她造访同为欧盟成员国的匈牙利时,默克尔没有想到在二十一世纪还能看到自己噩梦当中的景象——男人、女人和孩子像沙丁鱼一样被困在铁丝网后,而荷枪实弹的匈牙利军警在另一侧严阵以待。这位很少在公开场合发怒的德国总理,当面训斥了匈牙利新当选的民粹主义领导人维克多·奥尔班 (Vicktor Orbán):

“一道墙贯穿了我的整个青少年时代。在我的余生中,我绝对不容许欧洲再出现任何新的屏障。

她的老朋友,出生于德国的前美国国务卿亨利·基辛格,指责她在处理难民问题上的鲁莽。2015年秋在纽约举办的宴会上,基辛格直言相劝:“庇护一位难民,是人道主义的壮举;而接纳上百万难民,是在危害整个文明。”面对来自老朋友的批评,默克尔只能回答,”我别无选择。“

默克尔的难民政策,初衷是在呼吁德国人为他们黑暗的过去赎罪:向民族传统、常用语言和宗教信仰都与自己截然不同的陌生人,开放自己的社区,与他们分享生存空间。但这么做的代价,就是将她积累至今的政治资本消耗殆尽。移民涌入造成的种种社会问题和暴力事件,令基民盟内部的保守分支巴伐利亚基社盟 (CSU) 更加疏离,并直接导致了极右翼民粹政党“德国另类选择” (AfD) 的崛起。

德国境内难民越多,总理的支持率就越低,最终令默克尔不得不结束“门户开放”,加快境内非法难民遣返工作的同时,向土耳其总统埃尔多安许以重金和签证配额,在土耳其境内设立“中转站”截留汹涌而来的难民潮。去年8月25日,争取竞选连任的她对CSU党员明确表示,“不能也不会再有下一次2015了。”板着脸说出这句话的默克尔,个中滋味只有自己知道。

结语

在大西洋的另一侧,民主世界曾经的“灯塔”刚刚验收了第一段新设计的边境墙,并向墨西哥边境部署逾5000名士兵,阻挡浩浩荡荡的中美洲难民大篷车。特朗普甚至表示,有必要的话会将部署规模提高至15000人,超过目前在阿富汗执行反恐作战的美军人数。去年3月在华盛顿,默克尔还曾不厌其烦地向特朗普解释《日内瓦公约》缔约国保护所有武装冲突受难者的义务;而如今,她自己也成了德国年轻一代眼中的“跛脚鸭”。

在当选总理之前,彼时还很年轻的默克尔就曾说过,“当我离开政坛时,不希望变成一滩半死的老骨头。”选在地方选举失利、执政同盟动摇的时间点宣告自己政治生涯的终点,是意料之外,也是情理之中。可在默克尔转身离去之后,很难再有人能够填补这位世纪总理留下的巨大真空;她的政党、她的国家乃至整个欧洲大陆,都将面临充满不确定性的未来。

在默克尔的不懈守望下,统一后的德国得以享受异常漫长的繁荣之夏。而远方的地平线上,乌云正在聚集。

Unterm Baum, 2008

C-Print, framed

Photo: The artist and KÖNIG GALERIE, Berlin/London

参考文献

Becker, Sophia, Germany and War: Understanding Strategic Culture Under the Merkel Government, IRSEM - Paris Papers - No.9, 2013

Angela Merkel consoles teenage refugee brought to tears - video, NDR, Jul. 16th 2015

Patterson, Tony, Angela Merkel's unlikely journey from Communist East Germany to the Chancellorship, Independent - World Politics, Nov. 17th 2015

Marton, Kati, How Angela Merkel Became the Most Powerful Woman in the World, Vogue - Culture, Jul. 19th 2017

Cotterill, Joseph, The three pillars of Merkelism, The Economist - Kaffeeklatsch, Sep. 9th 2017

Merkel urges understanding for eastern Germans, Deustche Welle, Sep. 29th 2018

Angela Merkel to step down as German chancellor in 2021, BBC - Europe, Oct 29th 2018