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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期摘要

书名:《The Bell Curve——Intelligence and Class Structure in American Life

作者: Richard Herrnstein、Charles Murray

出版方:Free Press

这是一本近五十年来最受争议的书之一,论述的是IQ智力对于人在社会里成长所起的决定性作用。

想象一下,假如智商是决定个人在社会成功的关键,而智商很大一部分取决于遗传的话,那么许多人个人后天的努力、环境的影响等等都会被颠覆,这也是为什么这本书的副标题叫做“智力和美国社会的阶级分化”。(Intelligence and Class Structure in American Life)

19世纪的后半世纪里头,人群里不同的智商成为了科学研究的主题,而且成果丰富。在这篇讲读中,洪灏列举了近10个研究成果论述智商、遗传,社会成功有什么关系。并得出了6条结论。

讲读精华

Richard Herrnstein是哈佛大学的实验精神学家,在1971年的9月的《亚特兰大月刊》里,他讨论了这个禁忌的话题。他以三段论的形式提出因为智商实质上是可以遗传的,而生活中经济成功的部分取决于人的智商,而社会地位在一定程度上取决于经济的成功,所以遗传的差异肯定在很大程度上造就了社会地位。

不知道应该说是有幸还是不幸,Herrnstein在这本书出版之后不久就去世了,留下Murray一个人独自面对社会的舆论和非议。一直到这本书出版了23年之后的今天,Murray在最近的一次公开演讲中被激进主义者人身攻击,被迫在校方警察的掩护下送进了医院。当然如果Murray是对的话,一般来说智商高的有更包容性的思维,应该更容易接受别人不同的观点。

究竟智商和遗传,以及后来个人在社会上取得的成功有没有关系呢?不同的专家学者有不同的见解。

我很喜欢的一个统计学家叫做Darrell Huff,他在1954年曾经写了一本本身就备受争议的书,叫做《How to Lie With Statistics》(如何用统计数字说谎)。

这本书主要揭露了当时主流媒体如何运用各种数据和图形扭曲事实,影响并操纵社会观点的手段。然而在这本统计学的经典里,Darrell Huff驳斥了标准化IQ智商测试的缺陷,指出这种测试并没有考虑到人的其他的特长,如艺术细胞、情商和个人努力。同时Darrell Huff认为这些测试并没有考虑到被测试人的阅读能力,一个很聪明的人很可能因为不识字而被认为是智力低下,他还指出这种标准化测试里可能存在的probable error(可能性错误)也就是统计学里的standard error(标准化错误)的一个可能性。也就是说两个测试结果非常相近的人,由于这个standard error,并不能够分辨谁比谁更聪明。

与此同时,Jared Diamond在他的普利策获奖著作《Guns, Germs, and Steel》(《枪炮、病菌与钢铁》)里描述了他常年在新几内亚工作后对当地土著人种对看法,Diamond认为这些土著人种甚至比欧美人更聪明。尽管土著可能在欧美城市里会因为格格不入而显得特别愚钝,在新几内亚那样的丛林里,他们却是在恶劣的自然环境里生存的专家。而欧美人包括Diamond自己却会在丛林里头显得捉襟见肘,找不着北。他还认为土著的聪明来自于适应恶劣自然环境的能力,这和成长时土著们有更多的主动学习,而不像欧美的儿童被动地看电视。当然Diamond这些观点在书中都缺乏系统的数据与论述。

在1971年,美国的最高法院认为即使没有歧视的意图,标准化考试对于少数群体也是内生性的阻力。美国最高法院还判定除非与具体工作有关,雇主禁止采用标准化能力考试来筛选员工。一年之后,美国国家教育协会呼吁学校停止实施所有标准化智商测试,协会认为有三分之一或者更多的公民会因为有语言或文化偏见的标准化考试,在有机会接受到小学教育之前智力发展就会受到阻碍。从此,从20世纪60年代开始的运动,在全国各地的主要学校系统里开始蔓延,其中包括芝加哥、纽约和洛杉矶,限制或禁止在公共学校里使用团体管理的标准化考试。

19世纪的后半世纪里头,人群里不同的智商成为了科学研究的主题,而且成果丰富。在这个时代背景里产生了达尔文的进化理论,达尔文曾断言智慧的遗传和传播是人类进化最关键的一步,驱使了我们对猿猴祖先和其他猿类分开。当然,如今的畅销书作家,Yuval Noah Harari在他的《人类简史》里头,认为人类进化的关键来自于以语言为载体的,对甚至是不存在的事物的细节的描述、传播和信念。他还以标志汽车公司的发展作为例子……

达尔文当时的表弟Francis Galton爵士,一位著名的地理学家通过使用英国家庭为主要的数据,来证明达尔文的智力遗传观点持续有效。

Galton爵士的著作《遗传的天才》发表于达尔文的《物种起源》出版十年之后。这本书开启了我们对智力和遗传之间长期而深刻的争议,Galton意识到,他当时试图分析智力数字的这个问题需要精确的量化测量,才能够正式指出大多数人一直认为的理所当然的事情。为了证实他的理论,Galton设计了一系列的试验,他认为人的敏感性应该能反映他的智力的水平,因此他设计的实验主要是为了考量人对视觉、触觉和听觉之间的敏感度。当然这样的实验无法证明他的理论,但是在1888年,Galton提出了相关性correlation coefficient的概念,成为了后来学者证明智力和遗传之间的利器。

也许对于智商和成功关系的理解带来的最重要的变化是美国精英大学的转型。这个转型从根本意义上说,已经根据认知能力,对美国的社会进行了阶级的分层。哈佛大学新生入学登记册数据表明,哈佛大学的新生当时大部分来自于东海岸非工人阶级,绝大部分是白人和基督教徒。1952年秋天的时候,想进入哈佛并不困难,申请人被录取的机会大概是三分之二,如果申请人的父亲也是一个哈佛毕业生,那么他的机率接近90%。

到了1960年,院长本德尔即将离任,在总结他在监督委员会8年任期时,他写道,短短的时间里,仅仅两代的大学生,这些哈佛大学学生的素质显示了哈佛大学入学率最大的变化。哈佛大学从一所主要由东北社会经济精英组成的学校转变为一个由来自全国各地最最聪明的精英组成的学校。

20世纪美国高等教育的故事通常被认为是美国伟大的成功故事之一,而且也是有理由的。尽管记录并不是没有瑕疵,但是美国领导了世界其他地方开放大学教育,使群众有能力,无论种族、肤色、信仰、性别和财政资源,年轻人都有机会接受高等教育,这或者是对智力和遗传的认知最大的社会贡献。

总结一下,这本书主要有6个结论:第一,不同的人的确具有不同的认知能力;第二,所有标准化测试在一定程度上衡量了这个能力,但是智商的测试可以更准确地衡量这个能力;第三,IQ的意思和日常人们对智力或聪明的理解定义相近;第四,在很多人的生活里IQ的分数是稳定的,尽管不很完美;第五,合理控制管理的IQ测验没有明显的种族的偏见;第六,认知能力基本上是遗传的,显然不低于40%,但也不超过80%。

主讲人:洪灏    交银国际董事总经理、首席策略分析师

洪灏华尔街见闻专栏

洪灏:“我也会恐慌,因此坚持阅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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