包凡最新演讲|未来“双循环”模式下,新经济公司将可以大施拳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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包凡表示,“以国内大循环为主体”越发成为市场热议的焦点,怎样高效的通过促消费来扩大内需,成为了未来发展最重要的课题之一,这也恰恰是新经济公司可以大施拳脚的地方。

由中国发展高层论坛主办的 CDF TALK 第九期在线直播中,中国国际电视台主持人田薇对话华兴资本集团董事长兼首席执行官包凡。包凡表示,“以国内大循环为主体”越发成为市场热议的焦点,怎样高效的通过促消费来扩大内需,成为了未来发展最重要的课题之一,这也恰恰是新经济公司可以大施拳脚的地方。

发言要点

  • 电商、外卖、出行服务解决了线下需求。云技术、人工智能、大数据等又解决了线上需求。正是这些基础设施的日益完备,帮助我们尽可能地将疫情的影响降到了最低。
  • 新经济能做的是,更高效地满足消费者的需求,把需求跟供给高效对接,从而总体提高系统效率。
  • 未来在大的双循环的模式下,新经济会扮演一个更重要的角色。能力越大,责任越大。它们在经济生活的方方面面发挥作用,也理应成为宏观政策触达实体经济的新抓手。
  • 我们现在第一要解决的问题是,集中精力把自己的内需市场建设好,让它无论从体量还是创新,都能成为世界一流的市场。

以下为演讲全文,略有删减:

CDF Talk的朋友们大家好,今天很荣幸能够跟大家在这里交流。疫情提供了一个非常好的思考时机,而我想把我最近的思考,尤其对于新经济的思考,与各位分享。

■ 新基础设施帮助把疫情的冲击最小化

2020年突如其来的疫情,改变了很多人的生活轨迹。

如果我们绘制一个典型城市居民在疫情中的画像,可能是这样:

生活上,减少非必要的外出,加大网购和外卖的频次。如果会做饭,可能还会大量使用生鲜电商。

工作上,刚开始在家办公,大量使用协同办公软件,用钉钉、企业微信等解决大部分工作问题。后来复工了,也大幅减少了出差的次数,可能会更多用腾讯会议等视频会议系统。

学习上,孩子长时间待在家,可能要多买一个iPad给孩子上各种各样的网课。

娱乐上,毕竟出去的时间少了,更多时间在家,确实能多追点剧、多看点短视频、多玩会儿游戏放松下。

我们之所以能把疫情的冲击最小化,是因为拥有了一个虽然受影响但仍基本健康的生活条件,背后都有一个共同的东西在支撑着,那就是新经济公司所主导建立起来的一套新基础设施。

电商、外卖、出行服务解决了线下需求;云技术、人工智能、大数据等又解决了线上需求。

正是这些基础设施的日益完备,帮我们尽可能将疫情的影响降到了最低。

■ 新经济公司在重构整个社会的基础设施

生活在一个互联网和新技术改变社会的时代,我们很容易体验到新经济公司的产品,观察到他们强劲的财务表现,感慨他们日益膨胀的市值。这很正常,尤其是站在资本市场角度,从股东价值最大化衡量,这都是再正常不过的思路。

但在这里我想强调的是,新经济公司这些年在做的最基本的一件事,是对整个社会基础设施的重构。

如今,新经济公司以一种令人意想不到的方式主动地参与到基础设施建设的方方面面,并很快把这些基础设施推进到世界超一流的水准。

举个例子:中国快递业的龙头公司有一大半都来自一个叫桐庐的县城,他们有一往无前的草莽企业家精神。但你可能很难想象他们为何有如此超前的战略规划能力和执行力。

事实是,淘宝每年的双11 把一个月的订单需求都集中在1天爆发出来,为了满足平台的需求,这些快递公司不得不提前布局,扩充产能。结果今年扩出来的承接双11的产能,刚好为下一年快速增长的需求奠定了基础。

几年下来,中国的快递业,变成世界上规模最大、效率最高、成本最低的代表,将FedEx、UPS等海外巨头,牢牢锁死在高端国际快递的小市场里。

其他的例子还有很多。阿里和腾讯建成庞大的云服务体系,美团和饿了么建立的城市骑手体系,滴滴建立的网约车司机体系等等,都是新基础建设的一部分。企业在为自己的需求建设的时候,实际上这些也成为了社会建设的一部分。

■ 新经济,赋能“双循环”

中国过去几十年的高速发展,把出口、基建、房地产等手段都发挥到了极致。但我国此前主流的增长范式,从某种角度来看都不强调国内消费潜能。比如出口拉动的驱动方式,往往需要压低工人工资以提高产品竞争力。而基建推动型的财政扩张,强化了政府在收入分配中的角色。房地产为主的投资驱动,也会挤出居民的其他消费。

面对当前新冠疫情、国际政治等各方面挑战,“以国内大循环为主体”越发成为市场热议的焦点。怎样高效地通过促消费来扩大内需,成为了我们未来发展最重要的课题之一,而这也恰恰是新经济公司可以大施拳脚的地方。

为什么这么说?我认为主要有三个原因:

第一,国外的发展方式,更多的是资本驱动型新经济,中国新经济则带有很强的劳动力驱动型特征。传统理论认为,从制造业向服务业转化,劳动者工资是降低的。这也可以解释,从80年代初到今天,美国GDP在一路上涨,美国劳动生产率也在不断增长,大企业高管的工资节节高升,股市更是一飞冲天。但在剔除通胀后,美国劳工阶层工资自80年代初开始就再也没涨过。

而中国的现实是,劳动者从制造业转向服务业的过程中,收入往往是增加的。这是因为数字技术使得同一个劳动者在一段时间内服务的客户数量增加,提高了效率。我们研究过临时用工现象,发现过去10年里中国制造业和建筑业蓝领,有系统性地向服务业蓝领迁移的趋势。他们的收入在这个迁移的过程中也都是增加的。新经济提升了中低收入人群的收入,有助于促进消费。

第二,主流的新经济公司,几乎都是从衣食住行玩的角度出发。在自身发展过程中也系统性地推动了我国基础设施的重构。如果说上一轮中国工业化基础设施的建设中政府是背后的最大推手,那么新经济公司所推动的新基础设施建设则完全是市场化的选择。

新经济公司从一开始就普遍面临资本关注和过度竞争,除了提高效率、增强竞争力,几乎没有别的办法。那些在市场化拼杀中一路闯出来的头部公司,普遍具备稳定可持续的商业模式,有意愿、有能力再加码投入以换取更大的成果。

结果就是,我们本土的互联网平台完全主导了基础设施建设的走向,在云、人工智能、大数据、物流、供应链等基础设施上大量而长期地投入。

当下中国的年轻人出国之后都感觉非常不适应:移动支付不普及,没有共享单车,网约车太贵, 网购和外卖又慢又贵。

不知不觉中,我们在衣食住行、精神文化领域的消费,都在享受全球一流的新基础设施。在这些行业里,我们已经达到了世界先进水平。

第三,在“以国内大循环为主体”的同时,还要重视“双循环相互促进”。中国新经济企业往外走是一个必然的趋势。

中国新经济企业有两点突出优势。一是我们有一大批一流、敬业、有能力的企业家。二是新经济企业是在我国一流的基础设施之上打造出来的,他们的创新模式一定是走在最前面的。我国新经济企业在往外走的过程中,可以把新模式带到国外,能够帮助当地市场建设自己的基础设施,也为其在当地市场未来的发展打下了一个良好的基础。

未来在大的双循环的模式下,新经济会扮演一个更重要的角色。总的来说,能力越大,责任越大。

新经济公司,尤其是新经济平台型公司的影响力已经不再是某个细分行业的某个公司了。它们可以在我们的经济生活的方方面面发挥作用,也理应成为宏观政策触达实体经济的新抓手。

而站在新经济平台公司的角度看,这些新经济公司是企业社会责任理论的践行者,普遍有强烈的动机回报社会,愿意为经济打造即插即用的基础设施能力,在国内大循环、国际双循环的新经济秩序中贡献自己的能量。

我们期待未来一切被连接,期待天下没有难做的生意。我们期待吃得更好、住得更好、生活更好,期待购物更多实惠、更多乐趣。我们还期待这些美好的生活,都被记录在我们心中。谢谢大家!

Q&A

主持人:田薇

田薇:中国的新经济公司已经形成了相当的规模,而且与实体经济在一定程度上也有很多的互动,但是也有人认为,新经济公司不仅没有创造更多新的价值,反而拿走了之前传统产业的相关强项,请问您怎么看待这种讨论呢?

包凡:有一部分传统经济的企业适应不了潮流,而在过程中被淘汰,这很正常。其实,所谓的创造性的破坏,这应该是任何一个创新过程中都会经历的。

但是,从事实、数据的角度来看,新经济企业一定是在把总量、把蛋糕做大,而且,这不仅仅是一个量的问题,更主要是一个质的问题。

对每个新经济企业或平台来说,可能开始是在为企业自己做事情,但当事情做完后,这个基础设施是为整个社会所分享的,这最终是在为社会做贡献的。而且,在这些基础设施之上,又可以做更多创新的事情,这就不限于平台,而是赋能于整个社会了。

田薇:现在大家对实体经济更加重视,尤其是在现在全球经济环境下。您提到的新经济公司在实体经济中会起到什么推波助澜的作用呢?

包凡:不要把新经济作为实体经济的对立面。

实际上,今天的新经济早已渗透到实体经济中。目前的衣食住行中是有哪些可以与新经济服务脱钩的吗?估计每一样都脱不了钩。

现在线下的每个店使用云技术,有自己的小程序引流,用新经济的体系进行支付,它背后的物流体系可能也是新经济物流企业的平台。这一切的确是很难切分的。

问题的核心是如何提升整个社会的效率。新经济能做的是,让消费的需求更高效地得到满足,让消费的需求跟供给能高效对接,新经济的模式创新、技术手段创新,就是让需求能更好地找到供给,让供给更好地找到需求,总体提高系统的效率。

田薇:您在演讲中特别提到“以国内大循环为主体”。您从一位投资者的角度,如何看待国内大循环与国际大循环的现实关系?

包凡:这两个是相辅相成的。我们投资人经常说一句话:自强者万强。

我们投资了很多企业,大多数还是一些初创型企业。往往在早期时都会考虑到行业格局,如何在巨头的竞争中求生存。但讨论回来最终都是一个结果,就是靠实力说话。一个企业的核心还是把自己的事情干好,比如你今天担心哪个巨头会打你,明天担心会进入哪个巨头的射程,这些想太多也没用。

我们现在第一要解决的问题是,集中精力把自己的内需市场建设好,让它无论从体量还是创新,都能成为世界一流的市场。

另一方面,双循环是不矛盾的,当我们拥有一个世界一流的市场时,会给很多国外的伙伴带来商机,大家都愿意进入这个市场。

反之,在中国市场锻炼出来的新经济企业家都是最优秀的,一定会有溢出效应,会把先进的经验带到其他市场中去。所以,先把自己的事情做好,再保持一个开放的态度,为世界上更多的人提供支持和帮助,这是我对双循环的理解。

田薇:疫情给大家的生活和工作带来很多的变化。新的媒体、渠道、供应链、消费者、体系建设等等方面都发生了巨大的变化。能为我们分析一下在未来到底会有什么变化?

包凡:我觉得疫情并没有改变很多事情,它只是把原来已经在发生的事情进行了加速。

比如今天我们的在线采访,其实在线采访之前就存在了,只是大家还没有习惯,还是觉得见面好,接受有一定的难度,现在大家就都欣然接受了。如果没有疫情,也许5年后才能发展成这样。

再比如我们今年做了几个IPO,全是线上做的云路演,这在去年都是匪夷所思的事情。

我们现在面临一些国际形势方面的挑战,疫情在加速这些进程,也会涉及从个人到组织到企业,乃至到整个社会的适应性问题。越早做好准备的、适应性越强的,越能顺应这个加速进程带来的变化。不适应的就慢慢被淘汰了。

田薇:我们看到现在有一个比较明显的现象,很多比较好的头部的资源越来越少。对于华兴这样PE和投行两个业务都在进行的机构来说,有没有新的想法、打法?

包凡:我们在疫情中做了很多思考和沙盘预演,那个时候有个强烈的感觉,就是头部的资产价格会涨。主要原因是流动性相当多,而且越是在大的不确定性环境中,大家越追求确定性,而确定性相对体现在头部。

更深层次的考量是,疫情加速了企业层面的变化。目前在企业的战略、组织能力、适应变化能力、风险控制能力等方面,头部资产的表现普遍超过同行,这有底层的、基本面的支持。今年上半年的头部企业业绩都是相当亮丽的,我们的判断是基于这个大逻辑的。

今年上半年我们的投资力度超过了过去两年。比较庆幸的是,上半年大家都在观望的时候,我们捕获了一些机会。

田薇:中美关系目前处于我们都没有经历过的阶段,很多新经济公司还在赴美上市。对于这种现象,您作为一个投资者怎么看?未来您认为一个好的解决方案会是什么?

包凡:每个企业在资本市场的决策都有独特性,从企业家或者企业自身等方方面面来考虑。总体来说,对于诸如金融脱钩之类的说法,我没有那么悲观。可能会有人想做到让两个体系脱钩,乃至金融脱钩。但是从金融本质来说,金融是一个联系的角色,相当于灌溉的系统,很难物理上割裂。

摩擦虽然会有,但做到系统割裂,不是绝大多数人的利益所在。我个人在这件事上比较乐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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