货币政策

建议一:继续降息降准,加紧落实再贷款再贴现额度,提高小微企业贷款不良率容忍度。

疫情冲击下,企业收入降低、失业率上升将导致企业投资和居民消费下滑,冲击从受疫情影响比较严重的地区和行业逐步扩散至整个国民经济。经济运行面临总需求不足和信用环境收紧的风险,需要通过货币宽松引导信用扩张,总量层面的货币宽松很有必要。

数量方面,建议在二、三季度,分别全面降低存款准备金率50个基点,释放长期资金。

价格方面,在3月30日下调OMO利率20BP的基础上,建议二、三季度继续将OMO利率再分别下调10BP;OMO利率的下调有助于带动LPR报价的下降,建议引导一年期LPR到2020年底下行至3.6%左右;而LPR的下降会导致银行承压,建议下调存款基准利率10-15BP以减轻银行负担,更好的支持实体经济。

同时,定向的货币政策应更精准有力,避免小微企业现金流大面积断裂。

首先,建议提高面向小微企业的再贷款再贴现额度。我们估算目前再贷款再贴现规模约为1.8万亿,考虑到3月31日国常会再度增加1万亿额度,力度已经较大。建议加紧落实,扩大涉农、外贸和受疫情影响较重产业的信贷投放。

其次,建议修改完善MPA考核体系,将普惠型小微企业贷款不良率容忍度进一步放宽,从不高于各项贷款不良率3个百分点提高至4个百分点。

最后,建议鼓励商业银行不抽贷、不断贷。

通过多政策共同发力,努力将全年社融增速推升至12.5%以上,力保经济下行压力较大时期的信用不收缩。

财政政策

建议二:预算内方面,建议阶段性上调赤字率到3.5%,可提升7000-8000亿的赤字规模。

疫情冲击导致经济受损,财税收入也会受到较大冲击,1-2月税收增速为-11%,全年税收增长压力较大。

考虑到积极的财政政策要更加积极有为,未来还将进行减税降费和补贴,同时还要提高公共消费支出。因此,建议将赤字率从2019年的2.8%提升至3.5%,对应将赤字规模从2019年的2.76万亿提升至3.5万亿左右,即7000-8000亿的赤字规模扩张。

赤字分配方面,建议地方层面赤字扩大1000亿,对应一般债规模从9300亿提高到10300亿,用以缓解地方收支压力;建议中央层面赤字扩大6000-7000亿,主要用于转移支付给地方政府,进而缓解财税压力、支持减税降费与基建投资等。

建议三:预算外方面,建议扩大专项债新增规模至3.3万亿以上,发行特别国债5000亿-1万亿同时,通过政策性金融机构发力,扩大PSL(抵押补充贷款)投资领域等。

建议扩大地方政府专项债规模,从2019年的2.15万亿提升至3.3万亿以上,着力支持基建投资。

建议按照政治局会议部署,抓紧完成特别国债审批发行程序,在全国两会之前落地发行特别国债 5000 亿到 1 万亿,释放明确信号,稳定市场预期。特别国债既可用于支持长期性基础设施项目建设,也可用于补贴消费、刺激消费回补,还可以适度弥补银行资本金,或者对地方政府形成大力资金支持。

此外,建议通过政策性银行开展PSL操作1万亿左右,发挥政策性银行的准财政功能,强化预算外资金支持,并可考虑进一步扩大PSL的运用范围至新基建等领域,从而更好地支持实体经济。

建议四:进一步减税降费,建议全年规模达2万亿,在疫情冲击下为企业明显减负。

根据官方数据,目前已经公布的减税降费政策预计全年将达到1万亿的规模。其中,减税方面,当前已出台针对增值税小规模纳税人的减税措施,预计可减税2000亿;降费方面,当前已出台的措施预计可降低社保负担6500亿,建议后续加强落实。

在此基础上,建议针对受损地区(如湖北等)以及受损行业(如餐饮旅游、交通运输等),进行有针对性的增值税减免以及政府性基金的减免,为企业减负。

在当前全球面临前所未有的疫情冲击下,建议以最大力度的减税降费政策帮助中小企业度过难关,发挥其在疫情可控后激发经济活力和稳定就业的关键作用。

建议减税降费总体规模可与去年持平,达到2万亿左右。

基建政策

建议五:加大资金支持,扩大基建投资至21万亿,对应增速16%,投向上兼顾新老基建。

建议扩大专项债用于基建的资金比例,提高杠杆撬动乘数。

若专项债规模扩张至3.3万亿以上,考虑到不得用于土储和房地产项目,我们假设其中60%用于基建,则基建用专项债规模可达到2万亿,相较于2019年的4000亿(2019年专项债规模2.15万亿,我们测算,用于基建项目的比重为15%-20%),扩张了1.6万亿。假设其他条件不变,专项债带动的撬动倍数保守估计为1.5倍,则专项债的增长可带动2.4万亿的基建投资增长。

在此基础上,保守估计特别国债至少可带动基建增长5000亿,则2020年基建投资总规模比2019年扩大2.9万亿。我们通过统计局公布的2017年基建投资总规模以及2018年和2019年的增速数据,计算得到2019年基建投资规模约为18.2万亿,由此推算出2020年2.9万亿的增长对应约16%的增速。

从投向看,传统基建的规模占比目前大约为90%,约为19万亿,其中主要以公共设施管理业为主。结合我国新一轮城镇化建设的区域总体布局,建议扩大在京津冀、粤港澳、长三角、成渝、长江中游城市圈的基础设施投资规模。

与此同时,5G基站、特高压、城际高速铁路和城际轨道交通、新能源汽车充电桩、大数据中心、人工智能和工业互联网等新型基础设施目前占比接近10%,即接近2万亿左右,建议未来进一步提升新基建占比至15%以上。

地产政策

建议六:坚持房住不炒,不刺激的同时防范系统性风险。

我国城镇化建设速度迅猛,2018年底城镇人均住宅面积达39平方米,房地产市值约450万亿,与全国国有资产总量接近。房地产业在经济发展中的地位十分重要,也是防范化解系统性风险的核心领域。

对于部分杠杆率过高、规模较大、可能造成系统性冲击的企业,一方面引导其去杠杆、去库存,另一方面要避免融资渠道不断收紧,尤其在境外融资渠道压力上升的背景下,采取必要措施维持房地产企业现金流稳定。

疫情期间房地产交易市场近乎封冻,有必要出台简化线上交易登记、完善诚信体系等政策,推动市场交易秩序恢复。

建议七:灵活实施因城施策,落实地方主体责任,维护市场稳定。

2019年我国城镇化率超过60%,进入城市群发展阶段,人口加速向更高能级的城市群、都市圈集中。2018年全国常住人口增速前三省份依次为:广东、浙江、安徽,前五城市依次为:深圳、广州、西安、杭州、成都,均集中在长三角、粤港澳地区及中西部核心城市。东北地区则出现连续多年的人口净流出。

对于人口呈现流入态势的一二线和部分三线城市,建议适度从供给侧入手,进一步增加土地供应,加快老旧小区改造和存量物业更新;但不宜大规模放松需求侧限制,应紧密监测购房需求,关注房价变化,如房价形成下跌趋势,才有必要考虑调整限购、限贷等政策。

对于人口呈流出态势的三四线城市,应重点防范房价非理性大幅下降。建议政策应先以纾困为主,如允许企业缓缴地价款,降低预售门槛等;并在此基础上简化登记流程、降低购房交易成本。

消费政策

建议八:鼓励地方通过消费券扩大消费、纾困企业与精准扶贫。

目前,内需已经成为我国经济发展的核心驱动力,消费对GDP增长的贡献达60%左右。

建议对受疫情冲击较大的服务业消费类行业,如零售、餐饮、娱乐、旅游等,鼓励地方通过消费券等方式,实现扩大消费、纾困企业与精准扶贫的效果。目前杭州、南京等多个城市已经出台消费券政策,其他地方政府也可以根据实际情况跟随响应。

若未来消费券发放仍由地方政府主导,预计全国总发放规模约350亿,撬动乘数约1.8倍,可带动净新增消费规模(即“没有消费券就不会消费”的新增消费规模)约630亿。

这对2019年41万亿的社会消费品零售总额而言拉动效果有限。建议由中央政府通过特别国债等形式向地方转移支付,推动消费券的发行,以真正起到刺激消费与托底经济的作用。

建议九:通过增加指标和补贴等方式释放汽车消费需求。

3月31日国常会提出延长2年新能源汽车补贴和购置税减免,并支持京津冀地区淘汰老旧柴油货车。

在此基础上,我们建议进一步出台放开牌照管制、扩大以旧换新补贴范围、增加特大城市郊区号牌等政策,稳定汽车消费需求。据我们测算,限购城市放开牌照管制可新增25-45万辆汽车消费,全国性以旧换新可用75-150亿财政补贴撬动250-500万辆汽车消费。

此外,北京增加郊区号牌、浙江推动汽车下乡惠农等因地制宜的政策也可带来可观的增量。

总体来看,预计汽车消费政策更大范围的推广,能够带动汽车消费金额增长10-20个百分点,进一步提振整体社会消费增长。

建议十:合理增加公共消费,扩大教育和医疗卫生领域的支出。

公共消费指政府部门为全社会提供公共服务的消费支出,包括国防、科技、教育、医疗卫生和节能环保等诸多领域。3月27日召开的中共中央政治局会议强调“合理增加公共消费”,意在鼓励政府部门增加消费支出,进一步扩大内需。

建议公共消费的支出要集中于教育和医疗卫生等关键的“补短板”领域。本次疫情凸显医疗卫生对于保障人民生命安全和身体健康的重要性,而教育则是提高人力资本质量的主要方式。

2019年公共财政在教育和医疗卫生领域的支出分别为3.49万亿和1.68万亿,占全国公共财政支出的14.6%和7.0%。建议在此基础上,继续扩大教育和医疗卫生领域的支出。

就业政策

建议十一:以政策组合拳稳就业,坚守调查失业率不超过5.5%。

就业为民生之本,“稳就业”位居“六稳”之首。

受疫情影响,2020年2月城镇调查失业率为6.2%,创下该指标2018年发布以来的最高值。因此,进一步强化就业优先政策的基础性、兜底性意义重大,具体建议如下:

一是稳定现有岗位,减少企业裁员。在“一站式”复工服务的基础上,落实企业增值税、社保费等优惠减免措施,鼓励企业充分利用失业保险稳岗返还可达100%的举措减少裁员,稳企业以稳就业。

二是创设新岗位,提高就业吸纳能力。开发一批临时性公益岗位,鼓励国有企业及事业单位扩招,有效扩大基层就业和招生入伍规模,大力发展社区物业管理等在疫情防控期间展现就业潜力的领域,引导商业银行和风投等金融机构加大对“双创”的贷款和股权融资支持,有效提高就业吸纳能力。

三是加力支持就业重点领域。一方面推动一系列重大工程建设,支持有5000多万农民工就业的建筑业。另一方面通过信贷、流动性支持龙头企业稳定产业链订单,进而稳定带动有1.8亿人就业的外贸领域。

四是补贴支持职业培训,提高劳动力素质。利用就业补助金、地方人才经费、产业发展经费、失业保险结余专户等上千亿资金结余,补贴支持各类职业培训以提高劳动力素质。

五是简化失业保险金申领流程,进一步扩大和明确就业援助范围,兜住社会保障底线。

资本市场政策

建议十二:做好资本市场防风险的政策储备,加速资本市场改革。

A股市场风险总体可控,但需做好守住不发生系统性风险底线的政策储备,避免拖累实体经济恢复。

股权质押仍为主要的风险源头之一,建议密切关注风险临界点,加快建设化解股权质押风险的长效机制,如统一场内外监管标准、强化内部控制要求等。

其他应对极端情况的政策储备还包括:两融纾困、临时做空限制、外资集中流出应对、市场流动性救助、金融机构流动性补充等。

建议加速资本市场改革,以提升市场韧性与服务实体经济的能力。可进一步贯彻“深改十二条”的思路,加速推进以下条件已基本成熟的改革事项,如:创业板改革及其注册制试点、以新《证券法》为基础的信息披露与投资者保护制度改革、退市制度改革、减持制度改革、长线资金入市渠道拓宽和资本市场双向开放等。

本文来源:中信证券,原文标题:《独家丨对全面提振经济的12个政策建议》